清湖渔夫：利率市场化与金融安全 ——

StanleyKroll

　　内容提要：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在于外国资本与国有资本争夺市场垄断地位和对市场运行的控制权。金融创新是资本的自发行为所推动，金融创新的市场仍然被垄断资本掌控。“倒逼式”的利率市场化的理由站不住脚。必须认识到国有资本以及本土资本的市场垄断地位的极端重要性，重新掌控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以维护市场主权，确保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
　　面对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市场化浪潮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的所谓利率市场化进程，我们已经到了对经济以及金融的未来之路进行抉择的关键时刻！是按照利率市场化路线继续走下去，越过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所谓“最后关口”，进而全面市场化？还是在吸取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市场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的前提下，自主走出一条新型的金融市场之路？如果是前者，我们不能保证西方上演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在我们国度不会再来一次或者多次，最终我们全体人民的劳动为外国资本的利润做嫁衣，经济重新陷入殖民化状态后的国运也就脱出我们的自主掌控，在这个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不可预计的经济与社会灾难也就接踵而至。如果是后者，我们又要从哪些关键问题着手，寻求建立自主性的经济和金融体制，从而真正体现我们的经济是为了13亿人民的生存与福祉的最高目标？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利率市场化和国有资本
　　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同样是国有资本的载体和现象形态。长期以来，银行业组织的存贷款市场一直是我国的资本社会配置的主渠道，也是金融过程的重中之重，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提供资本来源，并且以此为基础支撑起产业经济体系。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是银行主导的借贷资本循环的两个环节。2013年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放开对贷款利率的管制，所谓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就剩下存款利率最后这一道关口。因为存款利率未放开，现有的金融格局在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增加了一些变数，由于贷款利率的上浮空间打开，限于特定的条件，比如借新还旧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情况下，一些贷款个案中的利率会上升，并且在银企协议中直接反映出来；当然因为资本的牟利动机，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利率上升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借款企业必须承担的额外担保费用和贷款掮客倒手的中间费用。贷款利率形成因为银企借贷关系的各自差异，会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时因为部分贷款的利率上浮，争夺存款的必要使得银行会提高存款利率报价到上限。
　　如果按照反对“银行垄断”的人们的呼吁对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拆分，并且存贷款利率全部放开，那么外国银行与拆分后的国有银行争夺存贷款业务的活动就会展开。在存款方面，因为存款利率报价会缓慢交替上升，会引起存款在各家银行间的频繁流动，也就是所谓“存款搬家”现象，这样会严重影响国有银行经营的稳定性，为了稳定自己的贷款客户群和满足他们的贷款使用需要，国有银行迫于压力会继续提高存款利率报价或者用更高的拆借利率，给予优质贷款客户优惠利率报价；而拆分后的国有银行的规模经济优势相对消失，日常营业费用反而上升，存贷款利差会缩小甚至丧失，资本头寸的日常调度也会出现混乱，这种情形长期化，就会引起银行经营困难甚至破产。这也是中小银行倒闭破产的真正原因。在美日等国持续量化宽松（央行贷款零利率）和美欧日银行针对人民币升值进行外汇套利和利率套利的背景下，持续的“热钱”流入会为这些外资银行挤垮我国国有银行提供大量的资本来源，更加有实力和能力与国有商业银行争夺存款客户和优质贷款客户，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在银行投机过程中忽上忽下，存款搬家和贷款搬家更加频繁；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外资银行会逐步接管国有银行的存贷款市场，市场的垄断权和利率定价权也就逐步向外资银行转移。因为存贷款利差变窄和客户的逐步丧失，国有银行只有破产倒闭之一途。在外资银行垄断存贷款市场、消灭国有银行之后，被外资操纵的存款和贷款利率会因为外国资本的牟取暴利动机而节节上涨，并且存贷款利差还会继续扩大。
　　在同样的环境下，因为中外银行争夺存贷款市场的垄断权，存款搬家和贷款搬家频繁发生，同时会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来源和日常经营产生难以预测的变数，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陌生，会升高这些企业的贷前调查和贷后跟踪费用，并且相关谈判的时间会大大延长。更令人堪忧的是，如果存贷款市场被外资垄断，因为存贷款利率的投机性走高，高处不胜寒的贷款利率会让大多数业绩一般的国有企业窒息；或者因为外国资本对国有资本的歧视，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的短款来源将会断绝；国有资本的循环停滞甚至中断，同样会将国有企业推向破产倒闭的境地，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会再次面临大规模失业。
　　一旦外资银行垄断我国存贷款市场，占据我国半壁江山的国有经济会因为跨国资本的掠夺而不断痉挛。在市场结构特征持续走向资本对市场关系的垄断的情况下，在存贷款市场的利率的形成也就被垄断性银行所主导，利率市场化的核心自然演变为由谁来对利率定价；利率市场化不过是私有化的手段，跨国资本在中国市场是以国有资本为淘汰对象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放开存款利率管制，就曾出现了几千家银行因利润缩水而倒闭的现象。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大银行竞相抬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甚至出现存贷款利率倒挂；小银行难以招架，或被大银行吞并，或破产倒闭。韩国的利率市场化的结局更加悲惨，整个银行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被美资收购控制，综合企业财团要么被拆分，要么被贱卖。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实施后，国内利率迅速上升，利差进一步放大，银行等金融机构放贷热情高涨，资金需求者转向利率较低的国际金融市场借贷，导致外债过度膨胀，大批企业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倒闭，最终导致债务危机。在印度尼西亚，上世纪70和80年代石油价格大幅涨跌使宏观经济极不稳定，本国银行垄断市场。1983年一次性放开所有存贷款利率限制，实际贷款利率长期高达10%—15%，道德风险导致银行坏账愈积愈重，终于导致了1990—1991年的本国银行支付危机。在智利，1973年武装推翻总统“阿连德”政权后的10年里，智利试图从一个半封闭的、受政府干预过多的经济转化为“自由化”世界中的一员，将大多数经济决策权交由市场力量来行使。1974—1976年，智利国内金融自由化改革几乎全部完成，在银行私有（1976年完成）、利率自由决定（1977年6月全部放开）、资本账户开放（1979年6月开始，但对短期资本流人仍加以限制）后发生银行危机。世界各国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及其后果的剧本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一旦自由化，本国银行业被摧毁，本国企业发生倒闭潮。
　　利率全面市场化的玄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改革实践上出现市场化偏差。一是在产业政策上推行“国退民进”，无视资本在市场的主体的事实，将大多数支柱产业的骨干企业私有化，主要是外资化，从而跨国资本获得对这些产业和市场的垄断地位，外资控制了28个中国支柱产业中的21个。国有资本将市场的垄断地位向跨国资本拱手相让，也就出现了国务院在两年前用红头文件对市场价格进行调控时，政策效果在国有资本垄断的产业领域效果明显，而在被外资垄断的产业领域，外资企业无视政府政策意志，继续我行我素进行涨价。二是在跨国资本控制我们21个支柱产业之后，继续迎合它们的要求，将所谓“反垄断”的矛头指向银行、电信、铁路、能源和粮食等经济命脉产业的国有垄断企业，要求对这些巨型企业进行拆分和市场化。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期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了获得我国金融市场垄断地位，为了获得稳定和高额的利润，外资金融机构当然要求竞争，要求拆分中国的巨型垄断银行！
　　利率市场化不过是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金融自由化的所谓自由，不过是给予“资本”充分的市场自由，这种自由当然包括跨国资本自由，也包括本土私有资本和国有资本的自由；因为国有银行通过政府管制的方式为利率定价，限制了跨国金融资本试图操纵中国存贷款市场的障碍，“金融自由化”口号也就被它们的代言人选择性地加以使用。反垄断和利率市场化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拆分国有商银行以消除它们的市场垄断地位，利率市场化为跨国资本夺取利率定价权摇旗呐喊，准备条件。
　　金融创新与金融资本运动
　　几十年来，金融创新之所以成为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基本形式或者主要特征，不仅是因为它迎合了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而且为资本在金融市场牟利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金融创新实质也就是资本通过循环和投机，一方面为自身在金融领域寻找和发展牟利机会，另一方面丰富和发展金融市场中的借贷关系网络和体系，从而推动金融过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加丰富产业资本的来源和渠道，使资本的社会配置方式更加精细化。
　　首先，金融创新创新的是金融市场的主体，也就是形形色色的私人占有的社会资本加入金融过程，形成不同的市场主体，包括持有资本的个人以及以各种目的和组织形式形成的金融企业；这些企业处于借贷关系链条上的不同位置或者环节，在新的的资本融通过程和渠道的行程中发挥作用，同时通过不同内涵的借贷关系的形成为自身牟利。在此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金融市场中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大量产生，形成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它们游离于传统的金融体系之外，又与传统的金融体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和传统的金融机构共同推动金融系统和市场过程的日益扩展和丰富，在私人占有的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融通过程中充当不同功能的市场主体。影子银行体系的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也就是“金融脱媒”现象的产生，非银行的金融企业或者机构绕过银行发展它们的借贷关系和资本融通方式。
　　其次，金融创新创新的是不同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内涵。通过不同金融产品或者商品的设计和所谓的市场细分，在不同内容和特色的金融产品的交易转让过程中形成区别于其他种类的借贷关系。我们知道，存款凭证、贷款合同、有价证券等等不过是企业之间借贷关系的载体或者不同的借贷协议。针对借贷双方所面临的时间、空间、信息传递、借贷数量、利率、资本偿还和抵押等等方面的具体特点而形成的借贷协议或者合同，不仅构成这种借贷关系维度的特殊性和不同的金融产品或者工具的细分市场，而且也规定了在这个细分的市场中各方参与者的责任、义务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从而构成一种非正式的市场制度安排，以充分表达市场中资本主体的意愿。这种创新最常见的现象形态也就是所谓金融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形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一般而言是相对于银行而言的；金融资产证券化可能最早出现于银行，也就是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比如商业票据贴现，进而发展银行到购买其他企业发行的有价证券；而在存款方面的证券化出现较晚，比如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再次，金融创新创新的是资本的融通模式和市场中资本主体的赢利模式。以不同目的和组织方式的资本主体（机构和企业）以及不同内涵的借贷关系的生成，切合于它们自身特点和需要的资本提供者和资本使用者之间的资本融通渠道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个渠道内，参与的资本进行它们的资本循环或者投机以获取利润。同时因为这个市场的借贷关系结构与特征，参与的资本获得不同的市场地位，市场中的贷方或者是借方获得相对的主导地位，如果出现多个贷方或者借方，市场要么他们在市场中相向选择形成各自的借贷关系，要么出现一方垄断，从而垄断一方绞杀非垄断一方的资本，开始金融市场的绞肉机过程。据统计，截止2013 年6 月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通过委托、信托、票据、债券和股票等市场化定价途径实现的融资约占社会融资规模的41.38%，较上年末提高4.83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10.44 个百分点；其余通过人民币贷款实现的社会融资中的绝大部分，也是由金融机构在利率下限以上自主浮动定价的。在两年前民间借贷潮的高峰期，据统计温州就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官员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许多急需资金救命的中小企业，无法通过合法的主流金融体系获得资金，只能求渴于民间。在出口受阻、成本上升、利润下滑的大环境下，相当大一部分老板都选择了来钱速度更快的民间借贷，把盈利的目光放到了借贷市场，“做实业亏了，再用小贷公司的高额利润去填补”，参与炒钱活动。温州当地很多担保公司和中介公司都不做担保，而是以每月2～3分的利息代客理财变相吸储，然后再高息差放贷出去。将自己的银行存款提出来转入民间借贷市场的人们，随着老板跑路潮的发生而大多血本无归。
　　金融创新的市场同样是由垄断资本控制和操纵的。在金融创新所形成的产品或者工具市场中，资本的循环与投机始终是市场的推动力；在这些市场中，或者资本在市场的投机活动中不断地壮大自己，或者市场外来资本的进驻，它们必然垄断市场的借贷关系网络进而在市场形成垄断。垄断资本主导市场运行，不仅控制和操纵单个市场的利率依相应的借贷关系而具体形成，而且还控制某些市场的产生、存续和消亡，比如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的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因为掌控市场话语权，可以影响某些证券的发行成败，导致金融过程中的这个市场无法形成。金融创新不仅推动了资本融通过程，也推动了资本之间的再分配过程。这种再分配过程首先是在基于在产业领域的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分配上进行的，资本所有者凭借资本的私人占有对产业领域中的产业资本所获得的利润通过金融过程进行分配，这是资本的自然积累过程。不仅如此，以资本的自然积累为基础的资本的社会积累过程同样在发生；资本的社会积累过程也就是在金融市场主导资本（或者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的金融绞肉机过程，它基于不同的资本在相应的金融市场所拥有的不同地位——主导地位或者从属地位。金融市场中的垄断资本通过借贷关系网络，不仅收获来自于产业资本分配的利润，而且还绞杀和吞噬中小资本，形成市场的中小资本所有者的货币资本向垄断资本所有者集中。
　　站不住脚的“倒逼式”利率市场化
　　在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也成为那些大声疾呼“利率市场化”的人们进行所谓倒逼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依据和行为动力。通过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市场，利用非国有资本牟利的自发性，涌入金融市场牟利，仅扩大了金融市场的资本容量，又创新和拓展了金融市场的借贷关系，在对这些市场进行垄断的同时，引导非国有资本在金融市场中运动，压缩国有资本在金融市场的活动空间和余地，同国有资本争夺对金融业的控制权和话语权，逼迫政府全面取消利率管制。
　　这些人对政府利率管制的第一个指责由头就是将中小企业融资难归咎于政府的利率管制。我们知道，在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双重马太效应”都普遍存在。在银行对贷款企业的选择过程中，保障资本循环的回流顺畅或者资本安全是第一位的，任何银行都会选择在市场中具有生存优势和资本循环顺畅的垄断企业；而排斥在市场中相对弱势和资本循环回流可能存在问题和银行的企业。即使利率市场化，就如同西方国家利率自由化的情形，垄断性银行对贷款企业的选择标准以及垄断企业与贷款使用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网络格局同样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相对于各行业的垄断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的产业资本循环效率均不如垄断企业，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在社会规模经济方面的差异。在市场的资本相互残酷淘汰过程中中小企业因为资本循环的速度更慢、资本增殖速度更低甚至亏损，补充资本和壮大自身的欲望更加迫切和强烈，要求金融援助的呼声也就更高。中小企业融资难不单是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麦克米伦缺口”。在前些年的民间借贷潮当中，温州就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官员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在资本享有在借贷市场充分自由的前提下，温州的民间私有资本将解决“麦克米伦缺口”难题的金融创新上升到了社会性工程的层面，几乎全民参与结果因为资本活动的趋利避害的自发性，实际发生的金融自由化不仅悖离解决“麦克米伦缺口”的初衷，在借贷热潮后民间借贷市场运行崩溃，留下一个迄今仍然难以收拾的烂摊子。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金融自由化的其他国家，金融创新都没有解决的“麦克米伦缺口”。主张利率市场化的人们选择性回避世界其他各国的垄断银行对中小企业排斥的事实，将中小企业融资难归咎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和利率管制，有张冠李戴的嫌疑。
　　这些人对政府利率管制的第二个指责由头就是将高利贷现象归咎于政府的利率管制。在金融市场中，高利贷的产生缘于进入金融市场的资本（企业）的牟取利差行为，也就是居于金融渠道的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在借贷资本转手时对利率的层层加码累积，这一点在前些年的民间借贷狂欢中最为明显。这里首先存在的一个“悖论”：如果将经过诸多市场环节的息差层层加码产生的高利贷归咎于被管制的银行低利率，那么一旦利率自由化或者市场化，资本通过借贷投机对利率的操纵行为岂不是在更高的起点上将高利贷推得更高？即使从资本提供者到资本最终使用者之间的融资渠道建立起来，但是资本提供者对资本的最终使用者的产业资本循环状况的了解，或是因为自身的能力限制和成本原因无从调查，或者是因为在金融渠道上相互信息传递的漏损与缺失，也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在此还有必要提及的是，融资难的企业可能借助所谓的金融创新获得高利率的融资，一旦未来自身资本循环出现问题造成还本付息困难，也就埋下了借款企业所有者被剥夺的祸根，使用高利贷在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是借款企业的饮酒止渴，民间借贷潮当中老板们的“跑路潮”发生也就不足为怪。另外，在银行与企业的相互关系中，“双重马太效应”始终起作用，在市场中具有优势的垄断企业虽然能够承受高利率融资，但是绝不意味着它们实际使用的利率很高；一般而言，他们也是银行竭力争取的对象，长期的银企合作也会大大降低双方在单笔融资的实际操作费用，在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利率反而是优惠利率。
　　借贷资本谋取利率差的活动不论是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还是在利率自由化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倒腾贷款和通过贷款搬家牟取两个不同类型市场的利率差的罪过，不能归咎于利率管制，而只能归咎于资本所倡导的的私利观念的深入人心和资本本身利用投机牟利的欺诈性质，腐败本身也是一种谋取私利的私有化行为。在我国前些年的民间借贷狂欢中，银行资金流向民间借贷有三条途径：一是企业或个人从银行获得贷款，用于民间借贷从中获取差额利息。二是经一些信贷服务中介公司流向民间借贷。三是个别银行员工与民间借贷放贷者勾结，利用工作便利，欺骗截留储户的存款进入地下高利贷黑市。这些钱离开银行伊始，毫无疑问都包含有各种隐性费用，利率层层加码转贷。转贷的次数越多，民间信贷的链条越长，资金紧张而借不到钱和贷款人的利息提高都成为利率层层加码的借口，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就水涨船高。人民银行的报告显示，温州地区年化平均民间借贷利率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4个百分点。其中社会融资中介的利率为38％左右；小贷公司的利率则为20％左右，不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在鄂尔多斯，整个财富的发动机是煤炭，而房地产是财富的储蓄罐，中间环节则是靠高利贷支撑。以前鄂尔多斯的高利贷鲜有中间环节，都是在融到钱后直接投向实业或其他领域，后来逐渐生出了“钱炒钱”的概念；从资金所有者手中融到钱，用于转贷获得更高的利息。国有商业银行只是出于市场的一个基础环节，被管制的低利率恰恰是国有资本对其资本本性一面的克制，不去指责私有资本的贪婪和无孔不入地牟利，反而将低利率视为罪魁。如同一个坏蛋做了坏事为恶、我们却要指责某个好人做了相反的好事为善、不应该将善恶凸显在人们面前加以对比一样。这些人思维的奇葩程度让人无奈。
　　这些人对政府利率管制的第三个指责由头就是社会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本或者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第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因为政府行政垄断削弱了企业竞争。我们知道，从市场的交易关系和借贷关系的构成而言，垄断企业因为享有社会规模经济优势，它的资本配置也是最有效率的，所获得利润最高和生命期最长。对国有企业的效率低的指责的诸多理由，一般而言不仅适用于中国的中小国有和私有企业，同样也适用于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却不适用于中国的垄断型企业和世界各国的垄断企业。伪善的姿态在于要求市场竞争，问题首先在于竞争所达到的“效率”能不能抵得过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潮所带来的资源和资本浪费？迄今为止没有人，包括新经济自由主义者，能够拿出衡量这两者得失的清晰标准。指责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并且要求拆分，也是伪善的，因为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它们的垄断性银行并未遇到过实质性的拆分行动，而是资本规模越来越庞大，在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越来越高。在此问题上日本人可谓深谙其道，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由政府来主导产业并购重组活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全球性十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排名中，来自日本的银行占据七席；因为对美国华尔街资本的全球霸权产生威胁，在随后的二十年中被美国资本打压而一蹶不振；惊人相似的一幕目前又有在中国国有大商业银行上演的迹象！资本在市场中走向垄断是一个全方位的持续过程，因为银行业的双重马太效应，垄断企业享受低利率，而中小企业享受高利贷，利率自由化和利率升降的本身客观上在推动资本的市场垄断形成而不是竞争的持续，利益沿着市场的交易关系网络和借贷关系网络向垄断资本流动和集中。
　　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本或者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是社会资本脱离产业领域向金融市场的流动，这被他们认为是一种社会浪费。他们可能选择性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社会性的资本垄断格局的形成，社会中的资本过剩现象也就发生了；因为在产业领域的资本运用机会越来越少，这些社会闲置资本必然通过金融过程参与社会资本配置，从而谋求自身的增殖机会，于是形形色色的金融创新活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追逐更高利息的金融脱媒现象粉墨登场了；在西方国家就表现为汹涌的金融创新浪潮，社会信用进入持续膨胀过程，金融市场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发达；而在我国，民间借贷狂欢也就盛极一时。
　　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本或者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第三个方面的表现就是所谓的金融分业经营劣于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分业经营因为存在诸多的政府管制，与金融自由化的方向不合拍，也就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不成熟的原因。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金融业是完全自由化的，区别的只是自由化或者管制程度的不同。在管制与自由化的尺度标准上，新经济自由主义者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清晰的界定。金融管制权力不过是政府政治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各国垄断资本对各自市场控制和操纵的需要，也是各国政治权力被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私有化的需要。金融市场体系既是一个资本相互之间形成的社会组织体系，也是一个资本分配的利益生成与结构体系。就国际观察来看，不论是利率市场化的始作俑者美国，或者跟随进行市场化的日本、欧洲和拉美国家，还是尚未完成“利率市场化”的中国，它们的金融管理体制都是混合型的，即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处于政府管制之中；市场体系的另一部分则处于自由化状态，这部分市场过程或者环节属于资本自行组织的市场关系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利率自由化体制和利率管制化体制在世界各国具有多种版本，其形成既是各国金融的历史沉淀，也是市场的社会关系结构的演进和各个利益集团长期博弈的结果；利率自由化体制和利率管制化体制不过是这些社会利益结构的制度表现。中国的存贷款利率管制，不过是政府在整个金融市场中对存贷款市场环节的管制，这种管制基于国有商业银行在这两个市场的垄断地位和利益需要。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经济因为利率双轨制，目前仍在全球一枝独秀，而被认定为利率市场化的国家，经济和金融危机却在深度发酵。
　　“倒逼式”利率市场化的背后，其政策主张的阐释隐含着一系列选择性舆论倾向和使用双重标准的做法，剑指国有商业银行的在存贷款市场的垄断地位，并为证明和辩护外国资本夺取存贷款市场控制权的正当性涂脂抹粉，以帮助外国资本夺取对我国银行存贷款市场的垄断地位、进而染指政府政治权力。
　　资本投机和循环推动的市场运行机制
　　以大众行为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是由三个要件构成的：1、起主导作用的资本，我们称至为主导资本。主导资本有两个特征：一是因为它以资本作为基础，成为大量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对手从而垄断市场的交易关系和借贷关系；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或者与私欲有关的林林种种的想法和构思，利用自己在市场的交易中建立的联系，向广大的市场参与者传递或者灌输。2、市场价值，这是一种趋同的理念或者观念体系，形成于商品交换或者交易过程之中并且存在于一组价格当中。它是在主导资本和市场大众的互动或者博弈中形成的。市场价值是市场中的资本和人群的社会联系的基础。3、市场大众，也就是在交换中形成和与主导资本相对的大量的市场参与者，也是中小资本所有者。市场过程是资本循环或者投机所推动、并且由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交易关系或者借贷关系网络所构成的经济组织过程。市场利率机制在空间上表现为利率波，而在时间上表现为题材-利率模式。
　　国有资本以及本土资本的市场垄断地位的极端重要性
　　迄今为止，我们对国有资本以及本土资本的市场垄断地位的极端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这首先因为我们对西方的所谓“价格供求理论”的迷信和对“市场垄断与竞争”病态理解。在西方经济理论与逻辑的欺骗性宣传和灌输的大环境下，所谓市场“供给”和“需求”这种虚幻的欺骗性概念逻辑不过是西方资本用来掩饰它们在市场中操纵价格牟利的工具，这种逻辑却披上科学的外衣成为我们的思维禁忌。就任何产业的发展而言，进入这个产业的资本在谋求规模经济优势和获得市场生存的过程中必然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寻求垄断，企业垄断在产业组织和市场关系中是一种常态，即使是多个企业在同一种产品市场一般也会谋求联合垄断；这一点从世界各国的巨型企业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出现全球性的垄断企业组织而得到证实；而且各国的中小企业的创立远远赶不上破产倒闭的速度的这个事实本身，从另一个侧面也证实了市场的日常状态是持续走向垄断，而不是竞争。竞争如果真如西方人所言的那么美妙和对西方企业那么重要，那么经过上百年的反垄断之后，西方的巨型企业也就不会普遍出现；反垄断和追求竞争也就是欺骗性姿态和伎俩而已！西方国家资本在市场中拼命追求市场垄断地位，之所以能够稳定地获得高额利润，是因为它们凭借垄断在市场社会关系体系中拥有它们的市场对手们无法讨价还价的报价能力，它们的垄断报价意志在与交易对手的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且得以单方面完全体现。
　　其次，因为我们错误理解垄断的市场社会性质，将国有资本的控股权和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与控制混为一谈。垄断作用不是表现资本规模大小上，而是表现对在市场中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控制和影响上，表现为对市场中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引导和控制上；控股权只是国有资本形成垄断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对市场进行控制和操纵的能力取决于国有企业在它参与的特定市场或者产业环节对市场中的其他企业如何进行组织和影响，也就是在发挥企业这个社会组织在市场运行中的主体作用的前提下，进而把握市场价格形成的主动权。
　　再次，因为我们对政府定价的实质认识不清。在西方国家，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因为控制和操纵政府行为，将政府政策作为贯彻自身利益和意志的工具，因此也就有了政府定价，利率的官方定价不过是政府定价的一种。而在我国，国有资本同样是我国政府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称之为国本也不为过；国有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同样可以为市场垄断报价，也可以通过政府定价体现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跨国资本却只会选择垄断高价，因为它们本身没有为中国社会大众谋福利的责任，这也是沦陷于跨国资本手中的那些产业的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国有企业因为经营的利益归国民所有，在获得合理利润的同时，可以选择垄断低价。国有商业银行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在市场进行垄断利率报价，甚至以此来替代政府的利率管制；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持对银行这个命脉产业的控制。
　　国有资本以及本土资本的市场话语权
　　我们知道，垄断资本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和主导作用，通过操纵相关的信息释放来操纵市场价值或者利率变化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市场话语权。这些跨国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代言人对“利率市场化”的大声疾呼，不自觉地站在了与国有资本对立的立场上，欺世盗名玩弄虚伪的概念和逻辑，营造抹黑国有银行和企业的舆论狂潮，借所谓市场“自由”之名，营私欲苟且之利。这些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有资本在市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的淡化和无视，而且还说明我们缺乏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和体现国有资本意志和利益的价值观与价值标准，反映出理论建设上失败！因为在最起码的对我们的经济活动如何评价上面，评价权落入了将新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价值尺度和标准的外国资本手中，代表跨国资本意志的主张和经济伦理成为我们的经济道德圣经。
　　市场话语权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沦丧，和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的丧失一起，首先就导致了市场定价权的丧失，自然也就出现国有资本在市场的低价贱卖与流失，而在市场的高价为跨国资本接盘。仅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据保守的估计，境外投资者该年从我国的银行身上赚取暴利超过1万亿元。
　　其次，因为市场话语权的丧失，我们的本土资本和国民形同行尸走肉，随着跨国资本的意志起舞，市场也就成为我们的修罗场，本土企业因为在市场处于从属地位而被外国资本不断挤压生存空间，长期陷入困境，并且持续被抹黑；13亿人民的辛勤劳作成果除工资外的大部分成为跨国资本的利润嫁衣。
　　再次，导致我们在经济文化领域的混乱现状。在我们的经济学界中三类人共同成为绝对主流，第一类是被新经济自由主义洗脑、替外国资本贩卖吆喝的人，他们抢占大部分网站和媒体阵地，操纵舆论，成为所谓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第二类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顶着“学者”、“专家”头衔的“小商人”，剽窃抄袭舶来的理论和观念并裹上本土颜色的包装，套取国家和企业的科研经费，推动教育和文化产业商业化和资本化，愚弄误导下一代，大学生作为商品被工业化生产。第三类是抱残守缺的教条主义者和本本主义者，打着捍卫官方意识形态的幌子，拉大旗作虎皮，自己在意识形态陈旧概念里面兜圈圈的同时热衷于意识形态的空洞争论和炒剩饭，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有助于民族复兴的理论建树，缺乏作为学者的历史责任担当和智慧。这三类人应为中国经济价值观和文化建设现状的混乱沦丧负责！我们的经济与金融思想生成进入一个失落的年代，缺乏引领这个族群继续前行的光辉。
　　市场主权和金融安全
　　所谓市场主权，就是一国国民在本国市场上的主人权利。市场主权，简而言之有三个方面的含义：本国市场由本国国民掌握和守卫，在本国市场的利益流动和分配由本国国民享有，外来的市场参与者的侵略和掠夺行为必然被打击和驱逐。市场主权的实现通过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来实现，依赖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市场由本国资本主导和控制，其二是通过市场运行，本土资本或者国有资本资的利益和意志得以充分体现，也就是在市场价值的形成中，主导资本将自身的理念或者价值观贯彻于市场过程，对市场大众的观念进行塑造和改变。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二战以来，跨国资本利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美元本位制等等符合他们利益需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压迫其它国家开放其国内市场，以与所谓“国际惯例”接轨名义不断将它们控制的市场边界线向其它国家国土内部扩展。以华盛顿共识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推行，改变其他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念，建立起与宗主国相同或者相似的市场体系和机制，将它们的垄断资本的狩猎场扩大，将其他国家的资本和财富作为自己的猎物。这也就是美国垄断资本主导的市场全球化和资本运动国际化。
　　市场主权代表我国国家经济利益的内涵，支撑着我国人民的生存空间与条件，也是经济和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国有资本作为我国国本，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构成了我国人民的基本生存资料和生存条件的，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也是实现经济为了全体人民福祉这个根本目的的保障。国有资本对市场的垄断的目的在于全体人民的福祉，而西方国家的资本垄断是为了利润，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因此恢复和加强国有资本对经济命脉产业以及支柱产业及其相关市场的垄断地位，通过市场过程对外国资本剥夺，而不是处于市场的从属地位被外国资本剥夺，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加强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的根本途径在于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内部组织效率、在市场中的规模经济优势和科学技术水平，不但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同时形成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的价值观，并以这种价值观覆盖市场和社会，充分掌握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我们既要避免盲目的市场化，又要发挥市场在组织经济和社会分配中的作用；利率体制改革必须在以我为主、自主控制的前提下进行；如果有必要，可在政府放弃利率管制的前提下，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对存贷款市场利率报价的联合垄断；以金融市场关系的稳定保障我国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围绕这个目标的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
　　虽然我们的国有银行和企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未必尽善尽美，经济金融体制还有待改进和完善，但是不能以此作为选择一个更加混蛋的所谓“自由市场”体制的理由！更不能拿13亿人民的福祉为赌注，去片面追求某种市场意识形态的“理想”境界！回顾二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几乎所有高速增长，都是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形成的，美国如此，欧洲如此，日本如此，韩国如此，…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反而是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震荡和经济金融危机频发，这些利率自由化的国家，包括率先利率市场化和主导全球利率市场化浪潮的美国，迄今为止仍在危机的泥潭中挣扎而不知所终，成为了最好的反面教材。中国在美国产生之前就活了几千年，国运之路一直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进行市场化改革，不学习美国模式，中国未必就是“死路一条”！中国有必要跟着美国的脚步在不归路上继续走下去吗？？史鉴使人明智！
　　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之际，拒绝美国向全世界贩卖推销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拒绝有着华丽辞藻包装的有毒的经济药方，我们应该活得更好。走好自己的民族复兴之路，让别人去说吧！（续完）
　　参考文献：
　　《金融过程和利率双轨制》，清湖渔夫；
　　《利率市场化和新经济自由主义》，清湖渔夫；
　　《透视市场中的竞争观念和垄断观念》，清湖渔夫；
　　《透视民间借贷市场及其利率机制》，清湖渔夫；
　　《论借贷市场的利率机制》，清湖渔夫；
　　《市场中的政府行为》，清湖渔夫；
　　《市场中的信用膨胀过程》，清湖渔夫
　　标签, 金融市场, 定价权, 话语权, 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