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伯南克:稳定的货币环境可防范经济危机

PhilipA.Fisher

　　在经济学学者中，弗里德曼几乎无人匹敌。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众多，包括他的消费者永久收入消费理论，他在货币经济学领域破旧立新的研究，以及他就经济学历史和研究方法所发表的创新而发人深省的文章。弗里德曼与其杰出的合作者安娜.施瓦茨密切合作的研究文献。这一研究几乎成为解释美国历史中最惨痛的一段经济危机——1929年大萧条之起源的最权威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了。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1929年的经济崩溃归咎于国家货币机制的缺陷。这与当时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中，货币只是一个被动要素的普遍看法截然相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大萧条实际上是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印证了货币要素的重要性。”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旁征博引和对历史细节的阐述令人叹服，其中用到了很多以前未受重视的原始资料。其研究之所以重要，或者说这本书之所以在今天仍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作者巧妙地用历史来解构了复杂的来龙去脉——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识别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在大萧条早期，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至少发现了符合这些标准的4个显著阶段，其中3个涉及紧缩货币政策，1个涉及宽松政策。在每个阶段中，政策所引发的经济反应都与用货币学派理论对大萧条的预见一致。
　　第一个阶段是从1928年春到1929年10月股市崩溃期间有意识采取紧缩货币政策的阶段。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情况并不足以引发紧缩政策。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注意到的，1927年年底，经济周期刚刚到达谷底，物价还在下滑，没有任何通胀的苗头出现。那为什么美联储要在1928年实行紧缩政策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华尔街的投机现象一直非常担忧。美联储早就开始注意“生产性”和“投机性”信贷的区分了，而当时股市走牛，对券商的银行信贷不断增多，因而引起美联储的极大关注。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那位影响力极大的行长本杰明.斯特朗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他对运用货币政策遏制繁荣股市的方法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可不幸的是，斯特朗偏偏患上了慢性肺炎，1928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因而他在美联储中的影响力也逐渐消退。
　　期间的“反投机”紧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斯特朗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继任者乔治.哈里森和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产生不合而受到影响。尤其是双方在什么是遏制对券商贷款的最佳策略上产生了分歧：联邦储备委员会倾向于采取“直接施压”，尤其是道德说教，哈里森则认为，提高贴现率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1929年，美联储放弃直接施压，而采取进一步提高贴现率，这场争论以哈里森占上风而告终，因此这一期间的货币政策仍属紧缩型。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是物价的下跌和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10月份股市崩盘——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学生都推断，这是股市泡沫破裂、经济放缓的结果——之后，经济下滑的速度就更快了。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研究的下一个历史阶段就是1931年9月英镑危机之后的货币紧缩阶段。当月，一股对英镑的投机潮迫使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由于投机者预期美国将是下一个脱离金本位的，因此，他们将注意力从英镑转向了美元。1931年9月及10月，各国央行及个人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元资产，囤积黄金，因此引发了黄金储备的出境；由于担心更多的银行倒闭，海外势力加紧清算美元存款，而国内储户也加紧兑现，使美国的银行体系承受了沉重的压力。一般说来，成熟的央行会遵照惯例同时对国内外挤兑采取措施，但是美联储——当时它几乎未履行对美国银行业所应负的所有责任，决定只应对国外挤兑。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所述：“国外势力的黄金挤兑行为引发了美联储积极而迅速的行动……（1931年）10月9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再贴现率提高到2.5%，10月16日又再次提高到3.5%——纵观美联储的整部历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急速地上调贴现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行动阻止了黄金的流出，但却导致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所称的银行倒闭和银行挤兑现象的“激增”，仅10月就有522家商业银行关门大吉。紧缩货币政策以及银行体系的崩溃导致货币存量急速下降，而工业产出和物价的下跌就更为致命了。在此我还要再次强调，此次货币政策变化的目的并非为了调控国内经济，而是为了抵御国外力量对美元的冲击。但这一政策还是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预期的那样导致了国内的工业产出和物价随之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1932年4月，当时国会向美联储施以重压，要求后者放松货币政策，尤其是实行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虽然联邦储备委员会颇不情愿，但它还是进行了大量回购。这样就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大大缓解了货币存量的下降，也显著拉低了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的收益率。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注意到：“就在货币存量下降趋势放缓，回购操作开始后不久，常规经济指标也出现了同样重大的变化……7月份，批发物价指数开始上升；8月份，生产力指数开始上升。个人收入指数继续下跌，但是跌幅趋缓。工厂就业率、铁路的吨英里数，以及其他许多实体经济活动的指标都显示出同样的趋势。总之，和1931年初期一样，这些数据再次显示出了经济复苏的迹象……伯恩斯和米切尔虽然认为1933年3月是本次大萧条的底部，但是也承认这一期间呈现出典型的‘双底’现象。”不幸的是，虽然有些美联储官员支持公开市场买入计划，尤其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该政策并不适宜。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当时的反对派错误地将较低的名义利率视为货币宽松的标志。因此，当1932年7月16日国会休会后，美联储基本上就中止了这一计划。下半年，经济又戏剧性地重陷困境。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所研究的第四个阶段是从1933年1月到3月银行业大休假期间，这一期间再次呈现了紧缩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次的外部因素是因为《宪法》在总统大选与新总统就任之间设置了时间差。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在1932年11月大选中获胜的，但是在1933年3月才宣誓就职。在此期间，坊间流传了各种对新总统可能采取政策的猜测，而当这位当选总统拒绝就政策导向明确表态，也不拥护备感挫折的胡佛总统的种种政策举措时，不确定性局面愈发严峻。然而，从当选总统的竞选呈词及其已知的倾向，许多人认为罗斯福可能让美元贬值甚至完全切断与黄金的关联。由于担心资本损失，国内外的投资者都开始将美元兑换为黄金，给银行业体系和联邦储备体系的黄金储备都带来了压力。银行倒闭和美联储应对黄金挤兑的防御性措施导致货币存量进一步下降。1932年11月至1933年3月期间，经济出现了最严重的下滑，再次印证了货币假说所预言的传导链。而当罗斯福宣誓就任后，他宣布国内银行业大休假，随后切断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关联，从而启动了货币的扩张，以及物价和产出指数的上升。这是经济学中一个有趣的现象，但并不罕见，即贬值的预期将导致极度动荡的经济局面，然而贬值本身却是有益的。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分析让我们获得了很多经验教训。通过他们的著作我认识到，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货币要素，尤其是如果放任它们搅乱经济活动，那么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央行的银行家们需谨记，只有为经济提供一个——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说——“稳定的货币环境”，从而避免上述经济危机，才能为世界谋求最大福祉。
　　我想借用一下我作为美联储官方代表的身份，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说：“在大萧条的问题上，你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问心有愧，感谢你们的指正，但是，我们不会再次犯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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