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博士后论文：中国能避免经济危机吗？（下）

JohnBogle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很快扭转逆势，率先复苏？全靠以前长期出口盈余积累的钱用来大量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外贸市场主要分布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人，这就是软肋，人家大有文章可做。据有驻外记者的文章披露，去年，世界各国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0）反倾销调查比2007年增长了28％，而今年上半年贸易调查的数量更是较2008年上半年几乎翻了一倍。在所有的调查中，有80％是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西方发达国家都热衷于为中国量身打造，制定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法律。法国建议向发展中国家，其实主要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美国国会更是迫不及待，率先通过了包括“碳关税”内容的议案。中国外销商品利润本来就很微薄，再经日渐增多，主要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挑起的有目标、有计划、有方法地对华贸易摩擦，可以预见今后利润还将大打折扣。如果出口商品加上环境保护成本，资源消耗补偿成本和农民工社会保障成本，中国的外贸恐怕只能赔本赚吆喝了。但是，尽管可能食之无肉，却又不能弃之，因为事关数以千万计人的就业，为了社会稳定大局，只得忍受下去。中国利用过去多年的外贸出口盈余，加大投资力度，从而成功地应对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下次还可能吗？
　　中国是分灶吃饭的诸侯经济，各地官僚的主要政绩考核指标是追求GDP增长，计划经济时代的“全国一盘棋”观念早已弃之如敝屣了。这就为外商的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竭力压低中国商品价格。分散的，以互挖墙脚为能事的中小私有企业为了生存，彼此还要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在同质化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的各行各业厂家中，谁能生存下去的关键，在于谁的成本最低。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冻结甚至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就成为中国大部分企业求生存竞争中的不二法门了。官方为了当地GDP增长，会怎么干？必然要“优化投资环境”。压低薪酬有助于提高自己所在地区企业的竞争力。市场上劳动力商品根据供大于求的情况而形成的低价格，他们会干预吗？恐怕对低工资是乐观其成。
　　中国官僚制定的政策有一大特点：专注于短期效应，而罔顾长期后果。一些逢迎阿谀和居心叵测之徒，便投其所好建言献策。鼓吹“比较优势”，压制劳动者工资政策便是一个典型。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在制定新宪法中，废除了原宪法中当年毛泽东力排众议，特意坚持要求加上的工人罢工权条款。有比较才能鉴别。日本在二次战后，劳工工资大约也只有美国同行业工人的一个小零头。但随着生产发展，企业利润增加，他们不断地要求提高工资。资产阶级的共性是追求最大利润，日本资本家也是希望剥削的剩余价值多多益善。劳资双方因而发生了矛盾冲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从国际新闻报道（包括每次电影正片放映前的新闻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当时每年春秋两季，日本总工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全国三大工会都要联合起来，组织动员属下会员到大街上手挽手地“运动”罢工示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样经过30年左右的斗争，到了80年代，日本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就赶超美国人了。而同时期，日本从劳动密集型纺织工业“一元布拉吉”起步，不断调整和提高产业结构，也早已成为世界上顶尖的生产高品质最终消费品的制造强国了。什么叫做“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机械唯物论者，你搞懂了吗？
　　中国官僚们看来大多还搞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辩症唯物论中这一条基本的科学规律，所以，始终对企业主更多地剥削劳动者无动于衷，甚至当作“优化投资环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暗中助虐，但最后结果是事与愿违。日本曾经号称“贸易立国”，但他们现在的外贸依存度远远低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早已主要依靠内需消费了。如果日本人民大众没有经过坚持不懈斗争得来的高工资，这可能吗？持续提高工资给资方带来的压力是，企业不进则退，必须不停顿地追求管理与技术进步，否则将被市场淘汰，因而加速产业推陈出新，升级换代。给劳方带来的动力是，只要专心致志地干，生活将会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加上类似于中国以前“铁饭碗”的终身雇佣制，高质量的生活得到保障，更对企业忠诚，干劲倍增。简而言之，日本人在那段时期发展经济，实行的是“竞优战略”。
　　反观中国，实行的则是“竞次战略”。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高速增长，大多数工人的工资依然像30年前一样，只有发达国家工人10分之一，20分之一，甚至30分之一。“比较优势”雷打不动，没有任何变化。是不是要当作一项基本国策，也准备“一百年不动摇”？各地大大小小的诸侯都饥不择食，只求GDP增长，取得“政绩”后以便升迁。即使落后生产力企业，也敝帚自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下加以保护。一般地说，因为工资低，只要有条件开个厂便能赚钱。企业老板既少压力，当然不思进取，贫困工人整日辛劳，也只能勉强混个温饱，哪来动力改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更无从谈起。因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口号空喊了多年，上头心急如焚，下面基本上无动于衷，也无能为力。因为更关键的是，低工资吸引不了和难以留住高端科技人才，加上低端品生产厂家（占中国私有企业绝大部分）效益低下，研发经费不可能大比例投入，产品结构也就提高不了。即使老板开明，也没有能力付给劳动者以高薪，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日本则相反，高工资——高研发投入——高端品——高效益——高工资，早已形成良性循环。
　　现在有人想到改弦易辙，亡羊补牢了。《环球时报》2009年8月24日的一篇社评具有代表性，全文照录如下：
　　“中国正在努力和廉价劳动力说‘拜拜’。提高人力成本既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中国国家竞争力的严峻挑战。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规划提出，到2015年，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伤保险覆盖率达到90％以上。近段时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还连续发布了一些社保和劳动相关法规。这些新法规的出台预示着，中国的人力成本在未来几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过去30年，虽然中国各地的农民工、工人和企业白领的薪酬福利平均成本不到总成本的8％，远低于欧洲的22％和美国的34％。这种低价乃至廉价的人力成本成为中国独特的竞争力，创造了‘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出口奇迹。
　　“但是，这样的低廉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工人没有更多收入，缺乏必要的劳保和医保，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吗？他们的后代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吗？
　　“从短期看，低廉可以创造一定收益，但从长远看，低廉不仅损害就业者的权益，也直接影响消费市场和制造业的提升，使中国经济陷于不良循环之中。目前，消费不足已成为经济提升和转型的主要问题。
　　“和廉价劳动力说‘拜拜’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力成本的提升，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人们担心中国将因此而面临失去竞争力的危险。目前，一些出口企业因人力成本提高而举步维艰，一些外资公司开始将工厂从中国迁往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一点。
　　“但是，低廉成本的产业输出中国，既是危机更是挑战，它将迫使中国必须尽快提升生产水平，提升就业人员的素质，压力有可能变为动力。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人力成本与企业竞争力成正比，而不是反比。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地区或国家，恰恰也是人力成本最高。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赖于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而这些都不是靠低廉的酬劳就能获得的。
　　“30年的发展已为中国积累了大批的熟练工人，他们有着丰富的劳动经验和稳固的技术水平。高成本的人力资源，将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的优势。
　　“人力成本的不断提升是中国发展到新水平的标志，也是中国产品升级换代的一次契机。毕竟，人力资源的优化，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并列，都应是中国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应有内容。
　　“让每一位就业者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福利，让他们不为退休患病而担忧，让他们有足够的收入享受生活，让他们能够实现寄托在后代身上的梦想，那将是一个中国模式展现出灿烂光辉的新时代。”
　　这篇社评题为《中国不应怕人力高成本》，主观愿望非常良好。但是，现在抱佛脚能实现吗？可以说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主要原因有三：一，改革开放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出于冷战遏制前苏联的战略需要，曾一度将中国视为其准盟友，通过提供外销市场宽容对待。后来因为中国廉价商品有助于降低其国内通胀率，也持欢迎态度。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全球闹经济危机了，世界各国失业问题凸现，导致保护主义盛行。时代也不同了，中国已从西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他们为了遏制中国，正利用掌控的国际市场上定价权，让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贱。今后这一杀手锏的使用，必将日趋频繁和严重。中国出口商品原本微薄的利润，还会大打折扣，提高工人人力成本也失去效益基础；二，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地域经济，各地诸侯分灶吃饭，莫不以追求本地GDP增长为其政绩。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政绩的关键，在于“优化投资环境”，压低工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其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投资环境好坏的标志，首先决定于资本家是否前来投资，而不是劳动者的生活与工作状况。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左右行为规则。所以，因为彼此利益相关，各地官方只会与前来投资的老板勾结，狼狈为奸，压制工资福利，指望他们帮助工人改善境遇，岂非缘木求鱼？三，劳动阶级已被打压成弱势群体，一团散沙。各级工会早已不代表工人说话了。两亿农民工，2008年才在全国人大占有三名代表，其中两位还是管理层白领。亿万劳动者基本上没有可以诉求自己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增加工资福利必须以提高企业效益为前提条件，这只有像日本人在上世纪中叶那样，经济良性循环条件下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现在是恶性循环，如果真的不怕“人力高成本”，缺乏效益条件下勉强提高工人福利，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闭，情况反而更糟。
　　现在不是说“中国不应怕人力高成本”的时候，相反，当务之急是防止工人的境遇进一步恶化。据《半月谈》2009年第15期刊登孙瑞灼的文章披露：
　　“当前，有些地方和企业把应对金融危机，当成侵害职工权益、实施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的借口。例如，一些企业借口应对危机，‘创造’出‘遥遥无期的试用期’，‘无薪求职培训’，‘变相的实习’这些新招后，让不少求职者明知自身权利被侵犯，也只好忍耐。一些企业在‘共度时艰’的旗帜下，或克扣、拖欠工资，或不发加班工资。或借调岗降薪曲线裁员，让在职者陷于维权还是保饭碗的两难境地。”
　　该文又说：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当前形势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全国法院要始终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迁就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对于那些以应对危机为借口擅自突破法律规定，形成新的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侵犯公民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纠正。”
　　但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资本家前所未有的侵害职工权益的新招法，将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潜规则，纠正不了。原因就是上文所述第二、第三主要两条。这次危机的影响可能逐渐减弱。但今后劳动力商品供过于求的现象将在中国长期存在，也就是职工工资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远比发达国家低下的现象将长期存在。换句话说，消费代替不了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
　　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增加不了，今后能否继续上调退休职工养老金呢？前景也不容乐观，因为已经拉响了资金告急的警报。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12期刊登记者专稿说：
　　“自2005年以来，国务院已连续4年上调企业职工养老金。那么，养老金还能涨多高？有关专家认为，养老金上调压力在增大。
　　“养老金上涨的困难，主要来自当前锐减的财政收入。
　　“……目前低迷的经济形势，也将波及到税收。财政部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1月，全国财政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17％，其中中央本级财政收入骤减近3成，地方本级收入降幅较小，接近3％。
　　“此外，总资产接近1.2万亿元的全国社保基金的经营风险日增，也为未来养老金上调陡增压力。”
　　今后，财政税收收入因外贸出口形势骤变而不可能大幅递增，同样制约行政事业单位员工，特别是公务员们的工资难以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提高。无源之水，岂能流长。
　　工资难提高，消费就增加不了。相反，通货膨胀的前景却很黯淡，不容乐观。因为既然出口和消费拉动不了经济增长，就只有依靠投资了，这也是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避免陷于经济危机泥淖的政策措施。但谁都知道，这一政策如果长期实行必将引发通货膨胀。
　　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后的晚餐”，是房地产业。据说，许多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依靠于这个产业的卖地和税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当前国民经济不可或缺唯一的支柱产业。它若衰退，后果不堪设想。问题偏偏在于这道暂时繁荣的“晚餐”是不可持续的，缺乏物质消费基础。因为，大多数国民因工资微薄而消费水平低下，没有能力购买对于他们来说天价的房产。中国于是学习美国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经验，银行大量放贷，鼓励透支消费。曾见报载，上海银行业2005年1季度，信贷的95％投向了房地产业。“支柱”唯我独尊，叹为观止。房地产业也确实争气，危机年代国民经济几乎就靠它增长了。房价一路飙升，富人们争先恐后地将资金从其它赚不了钱的实业经济中转移出来，保值增值于房地产。如此“支柱”更成了投资热点。境外热钱也赶来凑热闹，成百亿美元通过中国内地地下钱庄蜂涌而入，房地产业越发炙手可热了。但却苦了亿万升斗小民，望房兴叹。执政决策者现在一定尝到了自己选择的苦果滋味，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映在房地产业这一行业上的矛盾与尴尬：一方面，十分希望老百姓买得起房，以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另一方面，却又非常害怕房价低落，因为若是如此，投机资金不但不再加入，还会抽逃，“支柱”便将摇摇欲坠。所以，一发现低落苗头，慌忙动用国家金融力量托住房价“救市”。房市只能涨，不能跌，连长期稳定都不行，道理同美国次贷购房类似。否则，如果不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这唯一的“支柱”一旦倒下，GDP增长失去了主要依靠，导致经济凋敝，失业率飙升，社会不稳定，则将危及统治。
　　但是，尽管竭力挣扎，可能缓解困局于一时，最终仍然避免不了经济危机。这是因为，房市远高于大多数消费者承受能力的价格泡沫，像没有实体经济正常发展作为支撑的A股牛市一样，迟早要破灭，而且为期不远。房市泡沫破灭早已有日本之覆辙，美国的殷鉴更近在眼前。也就是说，“支柱”一倒，“晚餐”完了，中国经济就将走向漫长没有尽头的滞涨期。因为出口受阻，消费不振，投资短命，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经衰竭，或即将衰竭，打强心针促使其雄起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前途无望，有个现象可以说明问题，就是面临国民经济即将滞涨的危机，鼓吹实行这一经济制度的权威代表人物，已经开不出稍微像样的对症药方。例如，中国经济的出路谁都知道在于自主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竟然空喊了10多年，现在连怎样创新、调整和转变的门道都没有搞明白，遑论付诸实施了。迄今为止，我只看到仅有三人发表高见，都是鼓吹私有化最起劲，中国顶尖级的著名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其中一人说：“体制改革不到位，经济模式难转变”。他这是南辕北辙，实践同他的说法恰恰相反，经济模式越来越难转变，正是因为私有化体制改革越来越到位的结果。举一个例子。当前风电是一个新兴产业，中国大部分企业都是靠买外国图纸进行生产，自己掌握不了核心技术。外国厂商卖图纸条件苛刻，大钱被他们赚走了。再看另一个例子。日本在电动汽车研发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还欲主导未来电动技术产业。他们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却做不到？说来令人心酸。原来，中国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有一项独创的知识产权——“举国体制”。它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更易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条件，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依靠这个体制，自主科技创新，高科技产品不断地被研制出来，“两弹一星”就是其中光辉典型例子。但企业私有化改革以后，原有的公有制产学研各单位，为研制高科技产品而结合起来的组织被拆散了，不复存在，自废武功，举国体制无疾而终。这项知识产权倒是被日本人无偿地拿了过去。例如他们研发电动汽车，把30多家企业和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集中到京都大学，总共有100多人，共同进行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发，这就是原生于中国的举国体制。中国的汽车厂则热衷于同外商合资，之后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撤消自己的研发机构，照从外国买来的图纸施工，本厂科技人员改行。如此，他心目中的体制改革就到位了。这个举国体制只有在政府有关部门协调组织下才能有效进行。可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却不分正反地鼓吹什么“政企分离”，实际上就是否定举国体制。据我所知，现在除日本外，没有其他国家实行这一体制，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更强调竞争，企业间利益难以协调，不容易实行合作。所以，我们的观点同他完全相反，中国具体国情下，只有公有制体制恢复到位（机制则必须改革），经济模式才能转变。
　　另一位认为，产业结构提高不了，缘于经济领导者顾此失彼，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产业升级。换句话说，经济停止增长，产业才能升级。增长与升级，两者本来应当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却认为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还有一位更是信口开河：“中国经济还有二三十年发展空间。”既然如此，那还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吗？真难为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了，他们往往是媒体采访的重点人物，没有话也要找话说，这种屁话说出来令人大跌眼镜。
　　一种经济制度能不能持续健康运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制度运行中遇到问题时，有没有方法解决。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遇到的关系经济继续增长与发展的关键问题，10多年来却提不出一条有效的解决方法。鼓吹私有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中，不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精英人士，他们都黔驴技穷了，可见这一经济制度的生命力，现在还真成了问题，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其实，不要说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经济增长模式根本不可能转变，即使转变了，只要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仍然终将避免不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以高科技产品为主，不是照样发生经济危机吗？
　　对于中国来说，今后出口将不再能连年大幅度增长，已成定局，而消费因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又不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只有临时采用救急之策，增大投资力度，度过难关。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短时间内可以，长期则不可以，这个道理，不必赘述。在中国出口和消费基本面前景无法改善的情况下，试问，经济危机能避免吗？美国是大印钞票，先补银行窟窿，再去促进消费，中国则是消耗原有出口赚来的积蓄，用作投资，转而促进消费。两国要解决的是同一问题，即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一先一后，两国并无本质区别。美国奥巴马政府已在大印钞票，今后10年准备高达9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以促进消费，然后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向外输通货膨胀，由全世界买单，中国必然是主要受害国之一。加上工资总额和居民消费指数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若闹起危机来，恐怕可能比别人还要严重得多。可笑还有国外的经济学家指望中国救世界，却不知中国自身就是一个过河的泥菩萨。
　　综上分析，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危机。但不会像这次由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那样具有突然性，而是随着基建投资和银行放贷力度不得不与年递减，中国经济将相应地逐渐走向衰退，直至形成高失业率与低工资并存，并不断趋向恶化的局面。就像失业叫“下岗”，贫困叫“待富”一样，中国也不必叫什么危机，但替代的新名词现在就得赶快想出来，以免到时措手不及。不论你如何挣扎，吃了老鼠药，你就逃不掉。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遭遇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早有科学定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会不知道吧？西方列强可以通过战争掠夺，金融诈骗，不等价交换等巧取豪夺等手段，像美国甚至干脆耍赖转嫁损失于其他国家，中国有此条件吗？非但没有，还可能受到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齐心协力地落井下石予以损害。所以，不难想像，中国长期陷于滞涨局面的经济危机到来之后，就永无摆脱之日了。
　　中国社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新大变动前夕。如果右派经济学家们争口气，能想出方法有效地防止或克服必将到来的经济危机，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会在中国延续实行下去，但没有一个人有此能耐，实际上也不存在让他们发挥这一能耐的可能性。因而，至多三五年内，中国将进入多事之秋。请先看一则报道。据《长江日报》2009年3月17日引述本市有关部门资料披露：“武汉市80万灵活就业者中，4成32万人断缴养老保险金，每月约293元。”全国可见一斑。今后，“灵活就业者”只会越来越多，断缴养老金人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古语曰“民以食为天”。一个市就有80万人的饭碗朝不虑夕，甚至有人无米下炊。“盛世”时尚且如此，以后世道若是衰落那还得了？这些数以10万计的失业者或部分失业者中，即使找到饭碗有工作可做，大多数人的月收入都在千元左右，（本市高校毕业生，被政府招聘到“见习岗位”者，月薪800元）维持家庭生活已够艰难了，还要拿出近三成缴保险金，日子怎么过呀？还要说明一点，这“80万”中，不包括新成年者，从各级各类学校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也是数以万计。对于他们来说，“天”已经塌下来了。更可虑者，“灵活就业者”中，纳入城镇统计的只占小头，大头在农村，全国此类人数上亿。今后，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
　　任何一种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优与劣，利与弊，强与弱等等，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比较优势”，当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强劲，需要大量人力，高素质低工资劳动力资源，相对于世界各国，无疑是一大优势，所以要当作法宝死抱住不放。但现在闹全球经济危机了，今后，内需消费取代外贸出口将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低工资显然不利于促进消费内需，“优势”就变成劣势了。再如，参与全球化经济合作，利弊皆有。那么，两者中哪个主要，哪个次要呢？那决定于中国在主要经济合作对象——西方列强心目中的角色定位。当中国是他们的“战略协作伙伴”时，参与其中利是主要的，弊是次要的，因为我们得到的更多是互利和宽容；现在变成“战略竞争对手”了，弊是主要的，利是次要的，因为我们遇到了更多的遏制与损害。又如，工人群众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但为了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被打压成弱势群体了。强势的领导阶级变成弱势群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得看你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认为是好事，为这个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家也有一套理论，并且头头是道。让工人们是“企业主人翁”时，他们失去“管卡压”的约束，搞得国企秩序失常，效益低下，甚至债台高筑。（其中原因一言难尽，这里暂不细说——笔者）只有实行私有化产权改革，使他们沦落为雇佣劳动者，受制于资产阶级，企业才能恢复正常经营秩序。果然，改制以后，转衰为盛了。这不是好事吗？但现在好事又变成了坏事，因为雇佣劳动者不可能发挥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导致中国产业低端同质化现象严重。全球经济危机风一吹，中国中小私有企业一下子倒闭四成，侥悻生存下来的，大多也将是王小二过年。不是说私有企业有强大的活力吗，怎么如此弱不禁风？
　　中国工人阶级是顾全大局的，尽管沦落为弱势群体，仍然忍辱负重，其前提是希望国家振兴走向富强。但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走不通了，拐点已经开始出现，今后将走上一条衰退之路。以前的所有忽悠之词，如什么“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建立小康社会”，“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等等，都将不攻自破。以吉林“通钢”“7.24”事件为标志，劳动群众的维权意识日益觉醒。他们将重新成为强势群体——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被共产主义叛徒任意摆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可能忽悠于一时，不可能忽悠于一世。老百姓即使都是愚民，当他们感觉到手上碗中的饭越来越少，甚至连饭碗都不保，像“通钢”工人曾经遭遇过的那样，再要他们逆来顺受，恐怕没有以前被忽悠时那样容易了。统治者的噩梦将从此开始，不可逆转地开始。
　　还是那句老话：形势比人意强。不论某些统治者多么不情愿，只要亿万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的抗争，不可避免地此起彼伏地持续不断，社会动乱的噩梦挥之不去，他们不想变也得变。幸好，中国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毛主席曾经领导过我们，毛泽东思想还深入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头脑之中。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他的思想中三大精髓。照他的教导办事，实行起来可谓轻车熟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为什么在“文革”后衰落，其复杂性少有人深入分析。中国政界和学界某些上层人士号错病脉，开出的药方本应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范畴内的改革，却饮鸩止渴，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其实，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机制。庸医是怎样诊治的？机制病根不动手术，任其腐化，却将体制好肉割除了。我们则须反其道而行之。只要改革和引进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公有制经济便会焕然一新，重现生机。其中道理和具体操作方法，请参阅鄙人天下第一工人大老粗所著，根本性质不同于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而是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抛砖引玉开荒之作——《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一书。此书生不逢时，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无用武之地，所以被人们不屑一顾，更不可能出版发行，只在《乌有之乡》网上登载。不过，我相信很快便会时来运转。今后必将陷于滞涨困境而无法解脱的中国某些执政者，长期吃“臭豆腐”终于反胃呕吐，可能不得不改弦易辙，在经济建设中重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本书就能派上用场了。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都难免幼稚和不完善，甚至错误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就曾经是这样。只要这个制度实行中在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这一关键问题上不犯错误，或者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它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以效益高低为主要衡量标准，不论宏观还是微观，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替代封建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其特点是上面任命的官僚领导治理企业），诚然是一种进步；同样，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其特点是走群众路线）代替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也将是一种进步。传统的公有制企业机制必须改革，除了引进民主与竞争两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机制外，最主要和关键的一点，是职工群众从名不副实加引号的“企业主人翁”，转变为名副其实去引号的企业主人翁。这一转变的根本目的，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实现充分调动与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从而产生高效益，并按劳公正分配，进而使企业经营运行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肥水”，应当主要流入自家田，而不是外人田；要流入劳动大众田，而不是剥削阶级田。若是如此，则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断促进内需消费。总之，中国能否避免经济危机，决定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范畴内的自我完善，还是饮鸩止渴，搞资本主义私有化。
　　列位看官！古希腊学者，杠杆原理发现者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那是神吹，因为地球是撬不起来的。但它的转动方向，前进还是倒退，咱们中国亿万劳动群众却可能人为地影响与掌握。（完）